尽管学院派的创始者们奉古典艺术原则为准绳，其实从它初建的几十年间即已在艺术思想和风格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短篇小说《玄妙的杰作》里，叙 说了年轻的法国画家普桑，从乡下跑到巴黎寻求名师的一段奇特经历。当然，作家虚构的故事是另有所指的，但普桑十八岁时曾从家乡诺曼第到巴黎来，由于境遇不佳，很快又跑回农村去，却是有历史根据的。就是这位普桑后来成了十七世纪法国最为煊赫的画家，并且是学院派的先驱者。他在青年时游学意大利，深受古典艺术的感动。三十岁时（1624）定居罗马。法王路易十三虽曾于1640年邀他回国，但他总觉得古典文化荟萃之地的意大利更象他的故乡，不久又回到罗马而老死在意大利。
普桑不但是位画家，而且在理论上很有建树。他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和学者们在理论和教育方面的著述，整理出了有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应该说，在哲学和文学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理论成果，可是在美术方面却提出不少理论性的问题。十五世纪意大利最早的学院派奠基者法契诺（1433—1499）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主张大体可归纳为：
绘画与雕刻是知识和理智的产物，首先是一门学问而非手艺。因此艺术家应是一个学者和有身份的人，而非技工。
- 艺术与诗皆“模仿自然”。对此，由经验而取得的科学具有指导的作用。
- 造型艺术和文学一样，应追求改善社会的道德目的，提高人的理想。
- 美是所有艺术的最高目标。它是事物的一种客观的性质，由秩序、谐和、比例、规矩等所组成。
- 诗和视觉艺术在古典作品中达到了完美和明确的形式，一旦其秘诀失传，艺术遂趋衰落。
- 艺术服从于完备的法则，它是合乎理论而可以理解的，能够明确地陈述和进行教授的。
不难看出，在文艺复兴时代这些意见反映了要从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追求科学和理性的愿望；反映了艺术家争取从一个技工的地位，进入学者行列的要求；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到了十七世纪，时代条件已大不相同，尽管普桑本人确实是真诚地相信这些法则仍然可以使十七世纪的贵族艺术恢复古代的完美和教化作用，但是结果却不仅发展出来许多死板的教条，而且实际上人们新的爱好也不能使艺术保持古典的纯洁性了。
普桑本人则完全是按照他所认为的崇高风格去进行绘画创作的。他画中的人物都是按希腊、罗马雕刻的标准形象来塑造的，虽然完美，可是却缺少生气。当他描绘古代罗马人抢掠萨宾妇女那样激烈的场面时，缺点就暴露出来，那些搏斗着的人物，好象是冻结在他们的运动中间了。普桑认为画家的最高职责是：应描写高贵庄严的行为，要合乎逻辑，不是画实际出现的情形，而是画应该出现的情况；绘画要追求普遍和典型的东西，影响人的心智更重要于影响人的感官；色彩勿太炽烈，动态和构图勿过紧张。他认为一张好画，应使观者从姿态中确切地读出每个人物的情感，说出事件的原委。
遗憾的是，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阿尔卡迪的牧人们》，却是美术史上一张很难读懂的作品。
阿尔卡迪是古代传说中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乐土。画面上在明净的蓝天、温煦的阳光和优美的树木前边，四个牧人戴着花冠拿着牧杖，围着一座石墓似在探讨什么问题。一个虬须的牧人，跪在地上试读墓石上刻着的文字。他对面一个年轻的牧人，手指铭文以略显惊畏的目光回头看着女牧人。那拉丁字的铭文写的是：“即使在阿尔卡迪也有我。”近来一些论者认为，这我代表死神，意思是即使在美好的阿尔卡迪乐土上，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含有人生无常美景难再的意思。所以除中间二人颇似紧张而外，左边的青年手抚墓顶似有哀思。而右方形态庄严的女牧人（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一面抚慰年轻的牧羊人，一面陷入哲人般的冥想，平静的面容上浮现出感慨和微笑的表情，好象要说：“死又何惧？死在美丽的阿尔卡迪，岂非幸福？”的确，画面上是一片宁静优雅、牧歌式的抒情气氛，并无悲痛恐惧之感。而构图的均衡对称，变化和对比的适度，姿态的从容庄重，包括女牧人长袍上希腊雕刻式的优雅的褶纹，确能令人发生思古之幽情。所谓崇高的风格，要求作品中的事件、人物的行为以及形势都要有崇高感。普桑根据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叙事诗《耶路撒冷的解放》，画了一幅《丹克列与海曼尼》，很可以表明他的追求：多情的少女在战场上寻到了英勇的武士，全身铠甲的英雄已重伤倒地；一位战友扶他起身，少女则割下长发为他裹伤。绘画选择的正是美丽的姑娘一手握住发束，一手举剑断发的情节。从实际着想，用头发裹伤口远不如割下一条衣衫更合用；可是从情感上看，尤其是从普桑看来，温柔的金发为英雄裹伤，更富于“崇高的诗意”。这幅画构图严整，马匹和人物的安排很具匠心，无论内容和形式都足以体现普桑的美学理想。
尽管沉醉于古代艺术理想的普桑，在理论上不免有脱离实际的毛病，在绘画上也常因追求文学效果而令人难解，或因形象上过分强调庄严而失于冷漠，但他是一位有文化修养和胸怀高洁的人，所以他的作品仍有一种宏大的气度和端庄的美感。加之他给法国的古典主义奠下了基石，因此后人称他为法国绘画之父还是言之有据的。
十七世纪的法国画家中，另外还有一些高手，如勒南三兄弟专画农民生活，其中老二路易·勒南（1593-1648）尤其突出。他的《铁匠》一画与百年后美国诗人朗费罗的名篇《乡村铁匠》，有同样真挚的情感和朴实无华的美质。还有乔治·德·拉·图尔，可以说是卡拉瓦乔的直接的继承人，他的作品长久以来为历史湮没，两百多年中一直没有被人重视，甚至他的许多画被人误传为卡拉瓦乔的作品。他画的《木匠圣约瑟》，是描绘一个年老的木工在弯腰钻木，小徒弟（那应该是幼年的耶稣）端着蜡烛给他照明，他画的烛光的效果，在当时是无人可以与他比美的。
但这样一些艺术，在当时却得不到发扬，直到两百多年以后才被人重视。那是因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需要的是那种适应君主专制政体、有利于巩固这个集权国家的文学艺术。欧洲在中世纪时，许多国家是典型的封建割据局面，很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十七世纪的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之时，贵族还是统治阶级的支柱，不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既有联合又有斗争，专制的王权则是适应这样一个局面而发展起来的。在思想和文化各方面力求有统一的步伐。马克思曾很扼要地指出：“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在首相黎赛留支持下于一六三七年建立了法兰西学士院，一六四八年建立了皇家雕塑绘画学院。由此学院派在一个强大的君主专制政府支持下，开始了它的历史。为了更直接学习古典艺术的传统，一六六六年法国政府又在意大利设立了罗马的法兰西美术学院，凡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优异者可获罗马奖，再去罗马深造五年。
在此之前，即十五和十六世纪意大利初创的一些学院，带有画家协会的性质，主要是画家们互相探讨理论问题，共同画模特儿的场所。而法国的学院建立后，尤其自皇家雕塑绘画学院的创始人勒·布伦（亦翻译为勒·布朗、勒·布龙，Archt Li of Elite-View 注释）担任指导以来，确定了一整套艺术观点、方法和教学的严密的体系。这种体系不但在十七、十八世纪对其他国家学院的创建产生过影响，其中有些部分甚至迄今仍为世界各地的美术院校所采用，例如首先画古代希腊、罗马的石膏像，然后再进行人体写生等。
勒·布伦的观点大多来自普桑的意见，但使之更为理论化和条文化。那时他已把艺术的学习方法依课程排表，逐步地去解决比例、表情、线条等问题。勒·布伦对希腊、罗马艺术有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他找到一个古罗马浮雕纪念章，后边刻有亚力山大的名字，就以为上边的侧面浮雕即为亚力山大大帝，于是参考它画了历史画《亚力山大在大流士帐前》。结果看上去那位青年雄主象个女人。后来学者们据文献才知道，纪念章上的浮雕是雅典娜女神，而非亚力山大大帝。
对艺术风格，勒·布伦认为：希腊、罗马为第一等，拉斐尔及其学派为第二等，第三是普桑；威尼斯派由于过度强调色彩，故再低一等；最后是弗兰德尔和荷兰画派。对题材也分子等级：神话、宗教、历史画为第一等，风俗、肖像画为第二等，风景、静物则更次。所以艺术创作上的唯题材论，应首先归功于学院派。勒·布伦虽然把古典风格推崇到最高的级别，把鲁本斯为首的弗兰德尔画派放到最低一级，但他自己后来却不能不在创作上吸收巴洛克艺术的成果。他身为法国宫廷首席画家，常年陪着路易十四住在枫丹白露，必然要迎合宫廷贵族们的艺术爱好。早在二十年代，鲁本斯来法国画了著名的大型组画《玛丽·美第奇的一生》；六十年代，贝尼尼又来巴黎给路易十四做雕像，帮助设计建筑物。这两位巴洛克名匠的作品，深得宫廷的喜爱，而十七世纪最著名的建筑艺术法国凡尔赛宫，也完全是按照巴洛克风格修建的。
凡尔赛宫距巴黎中心约十一英里。从六十年代起直到八十年代才建成。它是为了容纳万人的宴乐、集会设计的。仅 中间花园建筑的正面，即长达六百米，并有三百七十五个窗子。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最初的饰物家具被卖掉，绘画则移至卢佛尔宫。但在修建时，美术院长勒·布伦担任了其中的装饰和绘画工作，他的作品当然要与整个的巴洛克风格一致。花园中的大小喷泉都有雕像装饰；树木修剪成立方形、圆锥形和球形；人工河里有豪华的游艇荡漾；宫中剧场里演出法国当时的名剧作家拉辛和高乃依的戏剧。这种豪华欢乐的气氛，只有巴洛克艺术才能符合其要求。所以在学院派中，不久即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做普桑主义（或保守主义），他们力图保持普桑提倡的典雅庄重的风格，强调素描的作用，认为素描是理智的成果，故高于色彩。另一派则叫做鲁本斯主义，他们为色彩辩护，认为色彩的表现力更能反映现实的真实，并说素描的专门技巧是少数专门研究者感兴趣的，而色彩则为大多数人喜欢。在学院内部的这场争论，随着路易十四的去世，鲁本斯主义很快地就占了上风。
法皇路易十四是欧洲君主专制政体中最有权威的皇帝，他提出君权神授之说，并自称为太阳王。他对内排斥新教，并利用法兰西学院控制思想文化；对外不断侵略，除了自身的权势外，还为子孙家族的世袭利益，肆意搜求财富和扩大战争，仅为了让孙子做西班牙皇帝，就整整进行了十二年战争。他自从成年登基后，整整做了五十四年皇帝，直到临终时，才觉得自己的好大喜功造成了劳民伤财、国家创伤。他的死讯传出后，法国人民都感到高兴，奔走相告饮酒祝贺，好象去了一个很大的重压。而宫廷贵族们也觉得在享乐方面可以更为放纵和自由了。于是鲁本斯主义和巴洛克风格，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演变为一种人们称之为洛可可风格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