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雅克·路易·大卫，亦译为达维特。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杰出画家，
新古典主义的代表
人物。他也是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拿破仑时代曾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家，在他死后成为法国
绘画的杰出人才，并使法国取代
意大利成为
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其中最为突出的画家有
安格尔、
格罗、
柯罗、
热拉尔、
特里奥松等。
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专政时期，曾任公共教育委员会和美术委员会的委员。
早期作品以
历史英雄
人物为题材，如《荷拉斯兄弟之誓》、《处决自己的儿子布鲁特斯》等。
他为拥护新古典主义，率然放弃了布
雪的
洛可可画风，同时采用
卡拉瓦乔式的强烈明暗对比。他一直渴望重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简朴与庄重，所以作品以高尚严谨、朴实简单为主。新古典主义
绘画风格正是大卫设计的灵感来源。
1748年，达维特（大卫）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最初的绘画老师是他的亲戚，著名的罗
可可画家
弗朗索瓦·布歇。
1758年，十岁时父亲去逝，由其叔父和
建筑师德麦戎抚养。
1766年，和皇家绘画
雕刻学院
历史画家维恩学画。
1774年，从皇家美术院毕业后获罗马大奖，赴意大利游学，深受意大利
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美术影响。在那里他爱上了
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的作品。他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才是近代画家的学校，近代美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1780年，达维特返回巴黎。他很快接受了
狄德罗的激进思想，对封建王朝的腐朽现象深恶痛绝。
1784年，再次去罗马并创作了历史画“荷拉斯兄弟的之誓”。
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王朝，达维特加入了资产阶级左翼的雅各宾党，并被推举为国民议会主席。达维特因雅各宾党两次入狱。同年，雅各宾党的领导人
马拉被刺，达维特怀着悲愤的激情创作了“
马拉之死”。
1794年7月，热月党人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党专政，因达维特参加了雅各宾党，他被罗列了17条罪状而被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
1799年，成为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师。同时期他还教出一批优秀的画家，如：安格尔、柯罗等。
1814年3月，拿破仑失败。
1816年，达维特作为一个弑君犯而被迫侨居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1825年，客死异乡，享年77岁。
拥戴拿破仑的
艺术家中，最有名的艺术家，就是大卫。大卫把拿破仑想成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与混乱的终结者，对他非常崇拜，同意做拿破仑的宫廷画师。他画了一系列
肖像画和历史画，精雕细琢，有惊人的效果，把我们带到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与生活中。
因为拿破仑不耐久坐，所以画家得掌握另一种画英雄的笔法。大卫说：“并不是非得精确的勾勒轮廓或画出脸上的小疙瘩就表示画的像，应当是要画出其气质、其精神……。”
大卫的修辞艺术是思想的、沉静端庄感的，他期望透过绘画感动，教育、促进、引导德行。除此以外，他还是爱国主义的，因此他参与
政治，其艺术高峰也是其政治参与高峰。
随着拿破仑失败，传奇革命活动结束，欧洲回到复辟保守时代，大卫对革命激情的改革幻想也随之破灭，这时他宁可流亡国外。但远离法国与革命战场，他失去了他的艺术灵感与动能，画作都不佳，1825年过世。
大卫还是一位重要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拿破仑时代曾教育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家，在他死后成为法国绘画的杰出人才，并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美术运动的中心。其中最为突出的画家有安格尔、格罗、席拉尔等。
达维特的艺术大体分为大革命前期的历史画、大革命期间的历史肖像画、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宫廷肖像画、帝国失败后的历史画。
一、革命前期的历史画（1784-1789）
在法国大革命前，达维特总共画了五幅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荷拉斯兄弟的宣誓》。在这些作品中他用一些附件来辅助历史题材的陈述，让人可以辨认出其中具有时代性的事物表征，例如：头盔、罗马式的宽外袍、斜挂在肩上的皮带、古典式的
圆柱、
柱廊等等。我们先来看看《荷拉斯兄弟的宣誓》的创作动机，该画本是受法国皇帝路易十六的委派而创作的，因此达维特还享受了在卢浮尔宫居住高级房间的荣幸，不过应该承认《荷拉斯兄弟的宣誓》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鼓吹革命道义的作用，散发着一种新道德的热忱。当时的人们已经把它的展出与法国作家博马舍的
喜剧《费迦罗的婚礼》的上演看成同样是呼唤革命的重大事件了。
《荷拉斯兄弟的宣誓》在沙龙展出中造成极大的轰动，这幅达维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的油画，目前仍收藏在法国巴黎卢佛尔宫中。（出于政治争端，荷拉斯三兄弟与邻城阿尔巴三兄弟对阵，结果死伤惨重，唯一生还的荷拉斯在凯旋返回罗马途中，又杀死了他的一个妹妹，原因仅仅是因为她前来哀悼阿尔巴三兄弟之一自己的未婚夫）该画作结构严谨，透过画
面上以剑为誓的荷拉斯兄弟，背后柱廊的阴影以及一旁伤心的妇女，营造出一股神秘的气氛；形成对比的光线与阴影、
直线与曲线，不但对照出暴力与怜悯，也让人感受到画布上所透露出的无尽悲凉。荷拉斯兄弟的誓言本是来自他们的父亲，是一种父权下的产物，三兄弟只不过是因为这种来自“独裁”理念而愿意牺牲自己。不过，再也没有任何美德比爱国心更重要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为了要改变独裁政体、追求理想的爱国行动。男人钢铁般坚强的
动作和女人悲伤软弱的美形成强烈的对比，酝酿出瞬间的紧张。充分表现出为共和国而牺牲个人感情与存在的精神，融汇着主题的画风在这个英雄化的世界里唤起单纯质朴的热情和坚贞的正义感。这种英雄主义、动作的含蓄、色彩也尽量的控制着，但却给人强烈的印象，成为法国新古典主义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总之达维特在大革命这一时期创作的历史题材的画作，不但内容具有革命的鼓动性，而且其形式的严谨也增长了内容的理智气氛，对当时的革命情绪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二、大革命期间的历史肖像画（1789-1794）
1789年6月17日，资产阶级与一些神职人员、贵族阶层宣布成立国民公会，并于20日在
网球场上宣誓，决定同封建特权斗争到底。在这个革命爆发的年代里，达维特也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活动：12月，在其领导下，二十位皇家艺术学院的会员宣布艺术学院与政治无关，皇家艺术学院只是教授绘画与颁发绘画奖章的地方；
1790年，一群激进分子有进一步要求废除学院，代之以更自由、更普及的“公共艺术会”；
1791年7月17日，达维特在请愿皇帝退位的文件上签字表示同意；
1792年10月，他被指派为公共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18日，他又成为艺术委员会委员；
1793年1月17日，他投票赞成将皇帝处死；此后，他还担任过当时雅各宾派公安委员会中几个重要职位。《网球场上的宣誓》、《马拉之死》、《
巴拉之死》等著名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可以说，《马拉之死》是达维特最扣人心弦的一件作品，也是以往一切“政治性”绘画中最伟大的一幅作品。
马拉（Jean Paul Marar，1743-1793）是法国著名医学家、物理学家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政论家，也是革命民主派的杰出代表之一。革命期间，他因躲在地窖中工作，得了皮肤病。1793年7月13日他在热
水池浴缸中写作时被刺杀。达维特借着一个现代人物的题材，表现出一种无时间限制的美德。1793年7月12日，也就是马拉被杀害的前一天晚上，达维特曾拜访过他：“我见到的情景使我惊奇，他在浴盆中，身旁有个木墩，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露在浴盆外面的手，正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事业的许多设想……把马拉正在为人民的幸福辛勤操劳的情景在人民
大众面前展现，将是有益的。”所以他把在拜访时所得到的记忆，一起放入画中。如画中所呈现的浴盆、浴巾、
绿色的地毯、木箱、桌上的墨水台以及钢笔。浴盆和钢笔原是马拉的象征：为了解除皮肤病的痛苦，马拉必须花很多的时间泡在浴缸中。笔则是他的“战斗武器”，而木箱是他住所中唯一的家俱，反映了他简朴的生活。
为了加强马拉的性格，达维特在画中添加了三项装饰：一为木箱上的墨水台旁，有一张法国革命时期革命政府为了偿付征收土地而发行的纸币；另外还有一张马拉所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这些补偿金留给丈夫为
国家而死的寡妇与五位孤儿”；在马拉的左手上则握着另外一张他写的纸条：“1793年7月13日，这是玛丽·安夏洛特·科德（杀害马拉的女凶手）写给平民马拉的，我虽然不幸；但是且让我向你的仁慈表示致意。”在地上，有一把沾满血迹的刀子。这些纸条告诉了我们所有的故事，一位死者所拥有的仁慈与慷慨，构图虽然简单却形成巨大的张力。这些细节的处理并没有喧宾夺主和破坏构图的完整，而是有助于再现马拉被刺时的真实情景，从而传达出这位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精神面貌。画中的马拉胸部受伤，右手垂在地上，手中仍握着一支笔。浴缸中满是被血染红的水。木箱上的钱与马拉最后写的纸条，像一座碑石般树立着，木箱上有达维特为马拉写下的黑色碑文：“给马拉-达维特”。马拉两个字较大，画家的名字较小，下面注有日期：第二年。那是新历，刚好对照了马拉手中纸条上的1793年。画面中的浴盆是横的，尸体也是横的，木箱则是直的，在简单中呈现出井然有序，画中的人物表情只有仁慈没有怨恨，表露出一个甘愿为革命牺牲者的风范与典型。油画中马拉的脸刚好在画布的中间，上半部为空白，好像有无限的遥远，不像达维特在肖像画中有一些代表性的背景，在这里他以扭曲混合的光线与阴影，营造出象征着理想的意境。构图中的水平线只用无力的右臂作突破，似乎否定了任何挽救的希望。视觉的印象，实践的
戏剧性以及充分熟练的绘画技术杂揉在一起，达维特创作出一幅真正的革命性的艺术作品。
伯特莱尔说道：“在我们面前是一场惊心触目的
戏剧，一种非常强烈的表现力便使这幅作品成为达维特的一件杰作，成为现代艺术的奇迹之一，因此这幅画丝毫没有迂腐平庸之处。这幅画既有一种柔和的情调，同时又有一股动人心魄的力量；在这个房间的寒冷的空气中，在寒冷的墙壁上，在那寒冷而不祥的浴盆里，我仍可以感到心潮的澎湃。”总之《马拉之死》是一幅沉浸在深刻的悲剧情感中的、结构简洁而严谨的作品。他发扬了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向艺术号召过的那种公民热情。达维特成功地把人物的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革命人物的悲剧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
1794年热月9日，雅各宾党的政权被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丹敦派所推翻，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断头台，作为雅各宾党的达维特二次被捕入狱，被罗列的罪状有十七条之多，险遭杀身之祸。幸得已经同他离婚的妻子为他抗辩才获释出狱，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艺术见解，离开了尖锐的政治斗争生活。可以说雅各宾政党的下台成为达维特艺术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达维特的艺术中包含着一种激昂奋斗的革命斗志，客观上顺应和鼓舞了法国大革命，而之后包括在牢中作的《萨宾妇女》，在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拿破仑横跨阿尔卑斯山》、《拿破仑一世的加冕大典》、《颁授
老鹰旗帜》以及拿破仑帝国失败后流亡海外时所作的《战神马尔斯被维纳斯与美惠三女神解除武器》等作品，再也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革命思想了，不再号召人民革命，为共和与自由而斗争，而是要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斗争，以及为帝王歌功颂德了。
三、雅各宾派失败后狱中的达维特与《萨宾妇女》（1794-1798）
1794年8月2日，达维特继罗伯斯庇尔被砍头后被捕入狱。在监狱中的达维特仍然作画。他为狱卒画像，也抒写罗马的风光，目前被收藏在巴黎卢浮尔宫的《卢森堡风光》，就是他从罗马监狱被转送到卢森堡监狱中所作。同时，达维特又为《萨宾妇女》画好了
素描稿。《萨宾妇女》在绘画思想上是达维特艺术的一个转折
点。取材于古罗马的传说。在古罗马建立初期，妇女很少，因此罗马人设宴招待萨宾人，在席中抢劫萨宾年轻姑娘成亲。为了复仇，萨宾族大举进攻罗马。已经与罗马人成亲的妇女们不愿意自己的父兄与丈夫争斗，出面调停。画面正中的女子就是萨宾族的领袖塔地斯的女儿郝希拉，他带着与罗马首领所生的两个孩子挣扎在充满敌意的父亲与丈夫之间。达维特曾解释选择画《萨宾妇女》的原因：“罗马领袖手中拿着标枪，做着向萨宾族首领塔地斯投掷而去的姿势，但是马上的将领们已经收剑入鞘；兵士们也举起了头盔——那是表示和平的象征意义。一种夫妻之情、妇女之爱、兄弟之谊洋溢在两边的军队之中。很快的，双方就和解了。”即：达维特之所以选择《萨宾妇女》是因为这个有关和解、和平的主题，与当时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借萨宾妇女的停战呼吁来调解法国正在进行的斗争。同时含有对妻子的赞美之意。因为达维特的妻子倾向保皇派，而达维特则加入了雅各宾派，两人分居多年，达维特被捕入狱后，妻子多方营救才获释出狱。主题已由舍弃亲情的爱国主义转变到柔情感化的和解政策。达维特希望回到希腊绘画风格，所以他笔下的战士都是裸体的，他并不是因为要画裸体而画裸体，只是想要借着“简单的线条”和“高贵的形体”来表达一种完美的道德。我们今天又来看此画，即使不能完全了解被美丽的郝希拉从中分开充满戏剧性的两队人马所要表达的道德究竟是什么，我们也能够从画面上欣赏到纠缠的形体、手臂与身体的动作、衣服上的皱褶，希腊女人身上穿着的衣裙所构出的活泼生动的画面。清晰有力的线条勾勒以及光线的运用，让画具有从画布上飞腾而起的感觉，观者的眼睛
自然随着人物的动作与画面上的颜色而移动。人物的造型是以严格的古典手法绘制的，好象运动中的“冻解”状态，所以又称为“石膏像式的风格”。
四、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宫廷肖像画（1798-1814）
“热月政变”后的法国受督政府的统治，由于其软弱无能，法国遭受王党复辟活动的威胁。第二次反法联盟又步步进逼，严重威胁法国的安全，法国濒临覆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革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这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巩固其阶级利益、抵御外来侵略和防止人民暴动的铁腕政权，而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正是最佳人选。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大银行家的支持下，依靠军队上层于1798年11月9日发动雾月政变，建立了大资产阶级
军事独裁统治。诚然拿破仑一方面是一个伟大的
军事家和政治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和独裁者。他非常重视达维特的艺术才能，起用他为首席画师和新的学院领导来掌管艺术事业。正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路线与达维特的艺术风格都是来源于古罗马，二人产生了一拍即合的效应。在拿破仑执政期间，达维特画了一系列的为拿破仑歌功颂德的作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拿破仑一世的加冕典礼》、《颁受老鹰旗帜》。
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于意大利罗马教皇庇护七世主持下加冕为王。接受拿破仑的委托后，达维特便致力于这幅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作品创作中。由于拿破仑加冕时拒绝跪下来让教皇加冕，是自己夺过皇冠戴上的，为避免这一尴尬情节丢教皇的丑，又能正面突出拿破仑的英武形象，达维特用心良苦的选取了拿破仑为皇后约瑟芬加冕的场面。仔细看来，这幅作品是一连串肖像画的结合，每一个局部都鲜明生动的可以单独分开来看，几乎让人忘记了它原来属于整幅画的部分。整幅画中约有一百个可以辨认出来的当代人物，各有表情也各具姿态。达维特似乎有意让画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永垂不朽，他谨记了在皇帝加冕礼上应有的特色：英雄是自负的，因为他征服了暴君，重建了帝国；所有的人物都是高贵的，包括并未出席这场盛典的红衣主教和拿破仑的母亲在内。画面中的人物呈直线性站立，与殿堂形成一种统一和谐的关系，起着加强庄严壮丽的作用。色调是强烈而华贵的。种种鲜明的和深暗的冷暖色彩像彩线一般，织成了以金黄和大红为基调的节庆氛围。这幅规模宏大的画面显然在为拿破仑歌功颂德，革命的激情已完全抽离，只是表现那些显赫的时代人物，不过该画宏伟的构图、磅礴的气势、巧妙的构思和写实的作风对后来欧洲绘画的影响是巨大的。
五、帝国失败后流亡时期的美术作品（1816-1825）
1814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拿破仑被放逐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掌权。
达维特也于1816年1月27日离开巴黎流亡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大多以
神话题材为主，如《丘比特与塞姬》、《战神马尔斯被维纳斯与美惠三女神解除武装》，其中表露出一种甜润之意，全然没有大革命期间的激情、帝国时代的热情。达维特最后的作品《战神马尔斯被维纳斯与美惠三女神解除武装》，初看时似乎是大卫最形式主义的作品，画中有
云、柱廊、鸽子、丘比特与美惠三女神，是典型的新古典派作品。达维特作品中没有一幅画的色彩是如此协调，事实上色彩在此画中扮演了串联画中不同人物动作的关键角色。画中的战神完全解除武装，小爱神正在松解战神的鞋带，革命性在这里彻底消亡怠尽了。
1824年，
德拉克洛瓦所代表的
浪漫主义完全取代了达维特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地位。
1825年12月29日达维特死于布鲁塞尔。但法国政府依然拒绝他的遗体回国，他成了客死异乡的流亡者。
